章太炎指出，虽然秦汉到明清，不同姓氏的皇帝统治中国，但改朝换代，皇帝轮流坐，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主。
子曰：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颜渊曰：请问其目。
他对于丧祭之礼，强调的是行礼者的哀戚之心。对于父母，孔子强调要生，事之以礼。子张问曰：与师言之道与？子曰：然，固相师之道也。正如杨朝明先生所言：让孔子照亮人心，用儒学温暖世界。我们若以子女的身份来感受这句话，则可以体会到子女对于父母深深的眷恋。
孟子的仁政思想大抵发端于此。国家层面则主要是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，或者说是管理者内部关系与内外关系的处理问题。孟子说：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。
《中庸》引孔子的话说：仁者，人也，就是把仁看作人这个类性的规定。你要看他的针对性，才知道他所说的性恶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儒家所说的性善是天生而人成的。为官者最为可羞的地方，就是所谓的责下逻辑。
荀子讲：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，知道之莫之若也，而不从道者，无之有也。周炽成：从孟子的山木之喻看，他所说的善不是完备的、现成的善吗？现在看到的山，因放牧、砍伐而成了光秃秃的样子，但这不是山的本来状态。
人堕落了，本质上这个东西是恶的，这叫实质的恶。不过，要鉴别其中的作者问题，是非常困难的。而德行也就落实在制礼作乐上。⒊支撑荀子不作《性恶》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，就是刘向编这部书时把《性恶》放在《子道》和《法行》之间，而《子道》和《法行》被认定不是荀子的作品。
历史、信念与实践抉择——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形成陕西师范大学 丁为祥从历史发生的角度来看儒家性善论形成的历史脉络，要追溯到商周时代。我现在提出的一个理路是从汪中那里出来的。另外，我想针对您提出的性朴论，谈点意见。一般学者只知荀子说性恶，但无视荀子说材朴，周老师扭转了荀学局面，贡献很大。
它就在荀子的作品里，您讲的理由还会比它强吗？我们也可以考虑，《性恶》和其他几篇存在矛盾，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其实很正常，哪有没有矛盾的思想家呢？有人说我是文化民族主义者，有人说我是政治自由主义，是不是矛盾的？随便他们怎么讲，甚至我自己也不否认这种矛盾（倘若有的话），重要的是我还是我自己。有了这个目的论，他作为儒家才可以成立
《左传·僖公十九年》说，祭祀以为人也，民，神之主也，《老子》第五十四章说，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脱，子孙以祭祀不辍。他在广场上和民众的谈话，不时流露出智者的神采。
孔子继承了殷周制度，开启了士阶层的主体，老子则开启了哲学的主干。陈荣捷先生曾提到，人本主义乃是儒家、道家与佛家所共具、最足代表三家之学说，人本主义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生各层面，且在中土流行达数世纪之久。然而，古埃及创造了金字塔这样宏伟的建筑与文明，印度、古希腊的文明与文化也曾辉煌一时，为什么这些文明却断裂了？现在，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。而在庄子那里，内圣外王的内涵又有所不同。总之，孔、老的思想都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和人本色彩，两者的对话不仅涉及典章制度的建构，同时也关注人类社会的走向，提出了如何在天下无道之时坚持一种理想。正如《老子》中的道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，《庄子·则阳》篇也曾提到万物殊理道者为之公，宋明理学后来将它发展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，而道理也总有共通之处，这正是道不同于西方之上帝的地方，中国历史上的三教合流也正是由此才可能发生的。
最终，他因宗教观点的不同，于1535年被判处死刑，走向了断头台。老子谓建道抱德，孔子则说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他们都掌握了时代的命脉，推动社会的变革，继承了历史的洪流。
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，与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的遭遇相似的例子仍有不少。可以说，在孔、老之前，祖先崇拜就已经是中国人本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孔子和老子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。
宏观审视中西异质文化中的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翻开中国哲学史，我们首先会看到，春秋末期孔老相会的史实揭开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序幕。两者同中有异，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。
在儒家那里，这一点是非常鲜明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宗教有时也会走向绝对化、极端化，这从十字军东征和古希腊的宗教战争中便可见一斑。两者都有浓厚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关怀。孔子时常论及人道而极少谈论天道。
《庄子·天下》篇曾提到内圣外王，内圣外王之道后来发展为中国士阶层的共同理想。当然，老子虽首创形上之道论，但他的最终目的仍在于人道之重建。
道周行而不殆、遍及万物，圣人则取法于道，正如《老子》第八十一章所言，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孔子与老子的相会——孔老对话无疑具备着特殊意义。
但这位享誉中外的哲人却因为不信国家的神，宣布有其他的神，诱坏青年等罪名而被控诉，并被判饮毒酒而死。天何言哉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
再者，儒道除了相通之处，也有相异的地方。正是和的精神以及鲜明的人文情怀、人本精神，确保了中国思想始终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，而没有导向片面化或极端化。未知生，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。但在中国文化中，这种容易陷入绝对化、极端化的倾向似乎是少有的。
这无疑都体现出了西方哲学中浓厚的神本思想。在审判的最后，苏格拉底也还是抬出了神。
而孔老相会或孔老对话这一史实，不仅在《史记》中有着明确的记载，《吕氏春秋》《战国策》《庄子》等文献也都曾有所记述。孔子与老子都继承了这样的思想，将鬼神放在了比较遥远的境地。
可以说，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有着诸多和而不同之处。对这一理想的追求引发了历代士阶层建构合理的典章制度，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、政治、哲学等的整体构思，由此而绵延数千年。